研讨会主题 華語
本次研讨会共有四个主题：（1）政治变迁；（2）经济现代化；（3）国际影响；（4）文化和知识分子。
1 政治变迁
第一，革命与群众运动的变迁。辛亥革命之后，直至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革命和群众运动（社会动员机制）是中国政治变迁的主要手段。广义上的社会运动，也被称作中国近代研究的新范式。从孙中山到蒋介石，国民党以“国民革命”实现“三民主义”来进行革命和发动群众运动；而共产党也以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表现出相同的政治发展范式。因此，国共两种革命和群众运动的范式比较，是对都自认为继承辛亥革命传统的两方的一种深层理解。
第二，意识形态的变迁。民主是辛亥革命与建立共和的旨归。无论是新旧三民主义，还是新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理论上都没有脱离以民主发展为目的的意识形态诉求，但是其表现和内容却大相径庭。意识形态作为政治理念的核心内容，也是本次研讨会的重要内容之一。
第三，国体、政体和宪法变迁。民主国家要通过共和政体实现。何为“民国”？孙中山先生说:“民国之国家，为全国国民所公有；民国之政治，为国民所共理；民国之权利，为国民所共享。”可见，作为一种国家形式或称政体，共和制通过权力的共享（民有）、政府的共治（民治）、利益的共赢（民享）来实现民主的落实。同时，宪法则提供了民主制度和国体的框架。然而，在过去的一百年中，中国从来不缺乏成文的各种版本的“宪法”。可是，从袁世凯和北洋政府及其后继者，到蒋介石和毛泽东，均不能实践和履行“宪法”的情况一再重复出现，以致不断发生“合法性危机”。所以，如何摈弃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摆脱人治，构建制度治理的权威性，几乎是中国长期面临的根本性政治课题。在这方面，台湾的民主化过程相对完整，为中国未来的进一步政治转型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第四，主要历史人物再评价。近年来，大陆方面在重新评价过去一百年重要政治人物（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蒋经国、邓小平等）方面，因为意识形态影响力的减弱，政治立场为标尺的革命史观趋于淡化，加之史料的发掘，颇有新的气象。但是，大陆学术界对于辛亥革命政治主题方面的学术研究易受到当时社会政治态势的影响的情况，并没有根本改变。在这次研讨会上，希望呈现出一百年来重要政治人物的多元化的再认识和再评价。
2 经济现代化
第一，现代化“模式”比较。市场制度，产权制度，企业制度也都是“模式”中不可忽视的要素。在这方面，中国大陆和台湾拥有丰富的经验教训。进一步从经济现代化扩展开来，讨论政治现代化和现代化的整体进程，比较台湾模式、中国模式和东亚模式，实质上都是对一种文化（儒家文化）能否成功转型为现代化社会的讨论。当下，是否存在“中国模式”，如果存在，中国模式与东亚模式的关系如何等问题，这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亚洲和各新兴市场都有重大意义。
第二，国家资本（国有经济）的制度变迁。中国的国有化发生于清末，传统上认为，铁路国有化政策是四川保路运动的起因并导致了辛亥革命和全国的反清浪潮。从经济现代化的角度上看，晚清的洋务自强运动、国民政府的经济改革以及共产党实行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都是以强化国家资本（国有经济）的方式来力图实现现代化国家的梦想。根据较新的研究成果看，通过国家资本（国有经济）的演变，可以重新阐发和认识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也是理解过去一百年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把钥匙。
第三，“现代化”过程中共同的基本问题。现代化是一个广阔而深入的历史进程，会发生一系列共同的问题，诸如“三农”和土地问题、区域现代化问题、城市化（城镇化）问题、教育问题、科技和创新问题、金融问题、汇率问题等。
3 国际影响
自1911年以来的一百年间，世界格局的不断变化，中国不得不调整与世界主要国家的关系，选择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用中国的方式与世界“融合”。离开世界的大背景，则几乎不能解释中国国内的革命、改革和演变。研讨会的国际影响议题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对中国影响重大的国际事件。这些国际事件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俄国布尔什维克获得政权；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对日战争；韩战和冷战；苏联解体和东欧国家放弃社会主义；全球化；反恐怖主义。其中，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萧条，加速了南京民国政府的国家资本主义进程，直接导致了1935年的货币改革；1931年至1945年，日本侵占东北和中国大部领土，导致中国人民奋起抗日，中国成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战场”，为中国共产党成长壮大和在1949年夺得政权提供了历史机会；在“冷战”的国际背景下，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成员，对抗西方世界，卷入韩战（抗美援朝），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奠定了工业化基础。在“冷战”的环境下，形成了至今还在继续的中国大陆和台湾关系。而中国改革开放，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冷战”的完结。
第二，中国对于国际环境变化的反应方式。总的来说，在过去一百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与世界格局，以及与美国、日本和前苏联的关系，基本处于“被动”状态，只能在“被动”前提下，调整自己位置，寻求“主动”。而中国的每一次国际关系的调整，都对内政发生剧烈冲击和影响。其中，最值得总结的调整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中国都选择站在了最后胜利方的一边；冷战期间，中苏分裂，中国主动突破与美国的僵化的敌对关系，为1980年代以后的改革和开放奠定了最重要的国际环境。
第三，就现代化而言，台湾和中国大陆都极为有效地抓住了特定的国际历史机会。台湾成功地利用战后亚太地区的新格局，准确处理了与美国、日本、以及东南亚各国的关系，完成向经济自由化、市场化和“出口主导”型经济的过渡，成为1970年代东南亚“四小龙”之一。在1970年代末，中国利用冷战后期的历史机遇，实施对外开放，并用开放带动了中国的经济改革。从1980年代至2010年代，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2008年以后，中国大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的影响力显著加强。中国开始从在世界格局中的“因变量”向“自变量”过渡。
4 文化和知识分子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中国文化结构始终处于变动之中，与中国文化体系紧密联系的知识分子的组成和功能，几乎是同步变动。而且，两者互为因果。因此，在研讨会中将重点讨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文化的演变。中国文化问题是过去一百年中讨论最多和分歧最大的领域。1911年结束了封建帝制，建立了共和，从此，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化，都构成了对中国原有文化体系的冲击。其中，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及提倡白话文，大量西方元素进入中国文化范畴，促成了“新文化” 的崛起。1949年之后，中国文化分流为大陆文化和台湾文化。在中国大陆，受制于意识形态，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中国文化的进步基本停滞；在台湾，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得以传承。1980年代之后，中国文化回归相对独立，有所复兴，文化高度大众化、多样化、多元化，大陆和台湾的文化趋于合流。希望在此次研讨会中，可以在研究中国文化一百年的演变方面有所突破。
第二，中国知识分子的分化和分流。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作为知识分子的“士大夫”阶层，大体稳定。但是，在过去一百年间，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再是一个稳定的群体，处于不断分解和分裂。1920年代之后，因为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民族主义的影响，在对待文化传统、现代化道路和政治制度的选择方面发生分歧，知识分子全面分化；在1945-1949期间，知识分子发生普遍“左倾”，加剧了国民党政权的衰败。在中国大陆，从1950年代至1970年代，知识分子群体被压抑，1980年代，知识分子对历史进步贡献显著，但是，1989年的政治事件再次导致了知识分子彻底分化。在台湾，“蓝”“绿”纷争与知识分子的“分裂”紧密相关。此次研讨会，如果系统描绘中国知识分子长达一百年的分化和分流过程，并解读其深刻的思想背景，会填补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没有深入开拓的领域。
第三，中国知识分子与国家的关系。现代化在中国已经持续了一百多年，但是，在文化领域中，作为一股重要的现代化推动力量的，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知识分子——有的时候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或者“知道分子”，以群体而论还从来没有普遍性地自社会中自发地产生出来。个别的情况也是凤毛麟角，而且往往以悲剧性的命运成为一种记忆而被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所自觉地回避。这种状况不仅在大陆如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在台湾也是如此。因此，如果通过知识分子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视角，放眼一百多年来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大陆与台湾知识分子上述状况进行历史性横向对比剖析，必将发现更加普遍性的有价值的启示。